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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流年·变迁】一为迁客去长沙(征文散文)_1

来源: 免费小说网 时间:2019-12-23 14:26:17

这条麻石街名曰“太平”,却是这座中部古城阅历战乱和灾难最多的地方。因为,两千多年来,城市的中心始终没有变化过,美丽的湘江东岸一直是长沙城最为核心的市井之地。这在世界城市史上,都近乎一个奇迹。但对于刚到这里、年仅24岁的贾谊来说,那都是后来的事情。这位对历史洞若观火的年轻人,并不知道若干年后,这座僻处南方的小城会成为一个地域文化的中心,并且让他和一位他最敬重的伟大诗人并称,以“屈贾之乡”作为城市的代名词。

如今,太平街是长沙仅存的古街,在这个高楼林立、以娱乐名世的大都会,它承载着现代生活的丰美繁华,各色店铺、酒吧鳞次栉比,将它的古雅朴质藏匿起来,装饰成都市人白日闲逛、夜晚沉醉的最好去处。但真正懂得这座城市的人,往往能拨开那灯红酒绿的迷离,于灰墙青瓦中嗅出沉淀其间的千年光阴。眼前这栋别具一格的庙式建筑,在潇潇春雨中,显得凝重而庄严。白色门楣上,“贾谊故居”四字仿佛一个密码,等待人们开启那段封存已久的记忆。

公元前177年,青年书生贾谊从都城长安,经他的老家洛阳,不远数千里来到长沙国。他这一趟不是出差,更不是旅游,而是被“迁”。舟车劳顿,随从零落,一入南方辄披风戴雨,心情郁闷不堪。好不容易到了湘江边,但见波翻浪涌,云积雾沉。他想起百余年前那位在这里愤然投江的楚国诗人屈原,他们的景况是多么相似。

屈原“博闻强志,明于治乱,娴于辞令。入则与王图议国事,以出号令;出则接遇宾客,应对诸侯。王甚任之”,却遭到上官大夫等人的谗妒,致使“王怒而疏屈平”。贾谊呢?由老师吴公、张苍推荐,22岁即成为朝中最为年轻的博士,“每诏令议下,诸老先生不能言,贾生尽为之对……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。孝文帝说之,超迁,一岁中至太中大夫”。正当天子准备将贾谊升任公卿的时候,朝中那些老臣、武夫坐不住了,他们纷纷向文帝举报贾谊“专欲擅权,纷乱诸事”。汉文帝是和贾生一样的年轻人,有仁义之心,亦爱才惜能,对这些话并不相信。这时,一个人,从深宫的阴暗处走出来,悄然改变了贾谊的命运。与贾谊同为太中大夫的邓通,最受文帝宠幸。说起来,邓通的宠幸得来不易,他曾用嘴去吸文帝身上痈疽的脓血,把文帝感动得无以复加,“拟于至亲”。显然,贾谊瞧不起邓通的为人,经常讥讽他。邓通咬咬文帝的耳朵,可比那些老夫子管用多了。贾生恃才,邓通专宠,最终才不敌宠,即便面对像文帝这样爱才的明君。贾谊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,踏上了南行的漫漫长途。

屈原当时是流放,贾谊这次是迁谪,虽然没有那么严重,心情却是同样的沮丧与失落。在湘江边一个小旅馆里,贾谊连夜写了《悼屈原赋》,投到水中。这是屈原自沉后第一篇传世的悼文,这篇悼文由贾谊来写,再合适不过。贾谊在遭受政治挫折之际,不期然延续了屈原的文脉与道义。长沙这块不起眼的卑湿之地,能铸造出独一无二的忧乐天下、敢为人先的“湖湘文化”,屈、贾乃其源头。

其实,《悼屈原赋》并不是贾谊深思熟虑的作品,他即兴而写,率性而成,文辞间怨忿汹涌,情绪化的东西颇多。而且,当时的他不太认同屈原投江:“般纷纷其离此尤兮,亦夫子之故也!历九州而相君兮,何必怀此都也?”这是贾谊年轻气盛的一种体现,他觉得以他和屈原的杰出才干,到哪里不会被看重,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?

长沙何其有幸!在屈原沉江150年、贾谊到长沙50年后,另一位杰出的文学家、史学家司马迁,翩然来到此地。与屈、贾的穷途末路相比,当时20出头的司马迁春风得意,志存高远,他的南巡既是私人游学,还带有一点公务考察的味道。

司马迁特意去汨罗“观屈原所自沉渊”,并因“悲其志”而怆然涕下。所谓“悲其志”,乃悲其赍志以殁。同为二十来岁的年轻人,司马迁与贾谊略有不同,他非常赞赏屈原的牺牲精神:“其志洁,故其称物芳;其行廉,故死而不容。自疏濯淖污泥之中,蝉蜕于浊秽,以浮游尘埃之外,不获世之滋垢,皭然泥而不滓者也。推此志也,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”这种评价,在整个《史记》中,再无第二。可见在司马迁心目中,屈原就是他的精神偶像。后来,司马迁能“就极刑而无愠色”,隐忍苟活,得以成就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《离骚》”,屈原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特撰《屈原贾生列传》一文,“屈贾”并称自此肇端。毫无疑问,司马迁将贾谊当作屈原思想独立、志洁行廉这一人文传统的唯一继承人。但从个人性格而言,贾谊和屈原差异较大。屈原是典型的楚人,优雅而决绝,有超越生死的高蹈之风;贾谊思虑缜密却多犹疑,为人自信又过于天真,一旦遇到挫折则十分自责。因此,贾谊来到长沙之后,心情一直阴沉郁结,不得舒展。他认为这次迁谪南方,凶多吉少,“寿不得长”。这难道是上天埋在他心里的一个命运的伏笔?但即便如此,他也不愿像屈原那样,抱石自沉。

长沙是西汉唯一的异姓诸侯国。高祖刘邦击败项羽、建立汉代后,他册封的“异姓王”韩信、彭越、黥布、臧荼、张敖等,复被他以谋反罪悉数诛灭。为何独独留下了长沙王吴氏呢?贾谊一到长沙就明白了,这里地处荒蛮,人烟稀疏,“才二万五千户,力不足以行逆,则功少而最完,势疏而最忠”。长沙历代藩王眼见异姓王的下场,赶紧表忠诚,守本分,日日以休闲娱乐为务,让汉朝天子彻底放了心。长沙的娱乐基因,看来亦由来有自。

那天,贾谊到长沙王吴差那里报到。吴差早闻贾生大名,待之甚恭,随他挑选住处。贾谊在城里转了一圈,见城西江畔有一空宅,竹林环护,涛声入耳,他就把铺盖书籍搬了过来,栖身于此。现存的“贾谊故居”是一个不到两亩的狭长院落,苔深阶净,草木葳蕤,一股幽情荡尽凡尘俗气。遥想当年,贾谊知音寥落,举目无亲,那寂寞必定像南方的湿热之气一样紧裹其身。

贾宅内有一眼泉,细长如注。贾谊最喜欢坐在泉边读书。一日,他突发奇想,凿泉为井,上敛下大,状如陶壶。他在井边植柑树,筑石床,从此大块文章总与肝胆肺腑为邻。现在的故居里,能找到贾谊遗迹的,恐怕唯有这口古井了。

贾谊当然没有忘记圣上和朝廷。日近长安远,他得到的信息不是太少,就是太迟。但他依然不忘太傅使命,坚守朝臣职责。前176年,高帝旧臣、前丞相周勃因被告谋反,不仅入狱,还受到狱吏“侵辱”。贾谊听说此事,上疏文帝,要求给予大臣应有的尊严,“廉丑礼节以治君子,故有赐死而无戮辱”。意思是说,大臣若犯了罪,皇帝可以贬他的官、革他的职,甚至赐死,但不要让那些徒长小吏“骂詈而榜笞之”。汉文帝接受了贾谊的谏言,自此大臣有罪,“皆自杀,不受刑”。

过了一年,文帝“除盗铸钱令,使民得自铸”,这也是为他的幸臣邓通大开绿灯。文帝赐给邓通蜀郡铜山,邓通就在那里铸钱,致使“通私家之富侔于王者”。贾谊在长沙向文帝上《谏铸钱疏》,痛陈私人铸钱的弊端。但这次,与邓通亲密无间的汉文帝不可能接受贾谊的建议。

贾谊心头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无奈和无力感。他觉得自己的迁谪与屈原的流放没什么两样,他沦为了南方一株蔓生的野草,一粒飘浮的尘埃,从此便无所事事,闲游度日。这对于胸怀天下、睥睨众生的贾谊来说,的确是一种煎熬。他想起刚担任博士时,和好友宋忠一同私出朝廷,赴民间寻找真正懂得“道术”之人。他们在陋巷中见到来自南方楚国的奇士司马季主。司马季主有一段话当时让他怅然良久,噤口不能言:

“故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,而凤凰不与燕雀为群,贤者亦不与不肖者同列。故君子处卑隐以辟众,自匿以辟伦,微见德顺以除群害、以明天性,助上养下,多其功利,不求尊誉。”

音犹在耳,仿佛就是说给现在的自己听的。贾谊决心随遇而安,潜心向学,不仅要做到通晓世务,还要探究天地万象振荡相转的原理。每天清晨,他到江岸的古樟下闻鸡起舞,目睹云、气、水的转换与腾跃,感受风、光、色的变化和组合。湘流北去,逝者如斯;白云千载,夫复何存。贾谊由一个倾注国事的朝臣变成了一名俯身低处、体贴万物的智者。在长沙这个气象万千、朝云暮雨的地方,贾谊走进了文学和哲学,由事务的烦杂琐碎抵达自然的神妙精微,在卑湿的地理中反而提升了自身的生命境界。贾谊33年短暂的生命历程只有区区三年多在长沙度过,但以他与长沙的相交相知,“贾长沙”实至而名归。

我想,这个时候,如果要贾谊再来写《吊屈原赋》,他一定会对屈原投江有不同的看法吧。他在与《离骚》风格极为近似的《惜誓》中写道:“已矣哉!/独不见夫鸾凤之高翔兮,乃集大皇之野。/循四极而回周兮,见盛德而后下。/彼圣人之神德兮,远浊世而自藏。/使麒麟可得羁而系兮,又何以异乎犬羊?”

《惜誓》直接与《吊屈原赋》相对应。《吊屈原赋》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,应好自珍藏,以待明君;而《惜誓》已看清君王有始无终、弃信约如敝屣的真实面目,他绝望的心地里渐渐露出一片澄明。

这年夏天的一个黄昏,一只鵩鸟飞进贾谊的住处,长时间蹲踞在一张椅子上。鵩鸟形似猫头鹰,面目狰狞,叫声古怪,被视为不祥之物。传说它如果飞入民宅,则“主人将去”。去,有两种解释,一是离开,二是去世。这只鵩鸟唤起了贾谊内心的敬畏感,他不知道自己将去哪里?又将何时去、怎么去?忐忑之下,他发出疑问:“予去何之?吉乎告我,凶言其菑。淹数之度兮,语予其期。”我离开这里将去何方?是吉是凶请说端详,如果生死有定数,请将日期告诉我。那只鵩鸟竟然叹息一声,还举首奋翼,却口不能言。这一下触动了贾谊迁谪生活的无限悲情与无穷感喟:万物流转,祸福无常,忧喜相聚,吉凶同域,生与死有何界限,去到哪里又有什么意义?于是,汉代最为奇伟卓绝的文字《鵩鸟赋》诞生了:

……释知遗形兮,超然自丧;寥廓忽荒兮,与道翱翔。乘流则逝兮,得坻则止;纵躯委命兮,不私与己。其生若浮兮,其死兮若休;澹乎若深渊之静,泛乎若不系之舟。不以生故自宝兮,养空而浮;德人无累兮,知命不忧。细故蒂芥兮,何足以疑!

《屈原贾生列传》最后一段“太史公曰”:“及见贾生吊之,又怪屈原以彼其材,游诸侯,何国不容,而自令若是。读鵩鸟赋,同死生,轻去就,又爽然自失矣。”司马迁用“爽然自失”来表达内心的感受,真是一言难尽。一方面,他欣然于贾谊态度的转变;另一方面,思及自己身残处秽、苟合取容、生不如死的处境,又不禁荒凉顿生。

鵩鸟给贾谊带来的却是好消息。

几个月后,不知出于什么动机,汉文帝将贾谊召回长安。那天傍晚,文帝正在未央宫前的宣室吃祭肉,听说贾谊到了,赶紧宣召。君臣二人彻夜长谈。贾谊这些年潜隐长沙,学问日益深湛,远非当年初出茅庐时可比。文帝叹道:“吾久不见贾生,自以为过之,今不及也。”终于回到了梦寐以求的长安城,回到了曾驰骋才情的朝堂上,但这次谈话丝毫没有提振起贾谊治国安邦的热情,因为整整一个晚上,文帝向老朋友咨询的都是有关鬼神的事情。

文帝或许仍旧推重贾谊,可朝中老臣糜集,一个被贬归来的年轻人难有容身、出头之地。而且贾谊博学多识,心直口快,什么事都能挑出刺来,放远了吧,想他,搁在身边,又有点心烦。怎么办?文帝灵机一动。他最疼爱、寄望最深的小儿子梁怀王刘揖好读诗书,聪颖过人,便派贾谊去梁国做太傅。贾谊对这一委派很是失望,但他没有表现出来,他知道刘揖在文帝心目中的位置——如果能教导、辅佐好小刘,假以时日,他依然有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可能。

人事能料,天命难违。前169年,贾谊任梁怀王太傅四年之后,刘揖不慎坠马而死。如何坠的马,一说是上朝,一说是游猎,这个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贾谊与刘揖相处甚欢,而刘揖之死,让他肩负的使命与责任轰然委地。文帝虽没有直接怪罪于他,可文帝的悲恸更让贾谊心如刀绞。此刻,贾谊遽然明白,屈原的命运必将落到他的头上,这几乎是无法逃脱的宿命。于是,他茶饭不思、诗书不进,一年后撒手人寰,年仅33岁。

毛泽东在七绝《贾谊》中说:“梁王坠马寻常事,何用哀伤付一生。”说得很有道理,但毛一副帝王口气,却不善解人意。文人的脆弱往往如此,贾谊因才高而心气高,才奇高心气亦奇高。贾谊是政论家而不是政治家,官场上的显规则与潜规则他都不放在心上,他的政治理想全系于明君,文帝还算不错,却受制于幸臣。他只有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梁怀王身上,所以在贾谊看来,梁王坠马不仅非寻常之事,简直是“梁柱折而泰山崩”。更何况,早已没有用武之地的贾谊,或许深藏的正是一心向死的决心呢。

贾谊无疑是一位旷世天才。他的《过秦论》是反思秦朝灭亡最为深刻、警醒的作品,在秦亡后短短三十年内即有《过秦论》这样的作品问世,对于汉初开启的“文景之治”功不可没。贾谊强调礼治和仁政,明确提出“民本”概念,开董仲舒“独尊儒术”之先河。贾谊担任太傅多年,他的教育思想让后人惊叹。比如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风行世界的胎教理论,早在两千多年前已由贾谊提出。贾谊的著作叫《新书》,其中有一篇重要的教育论文,标题就是《胎教》。贾谊还认为:“教者,政之本也。”教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首要地位。他将志向、实行、见识作为学习三要素,直启日后湖湘学派经世致用、知行互发之门户。

758年,唐代大诗人李白因“永王事件”受到牵连,被流放夜郎,路经武汉黄鹤楼,听到吹奏《梅花落》的笛音,不禁想起同样悲情的贾太傅,感慨赋诗:“一为迁客去长沙,西望长安不见家。黄鹤楼中吹玉笛,江城五月落梅花。”

769年清明时节,大诗人杜甫沿着长沙的一条老街踽踽独行。此时他已是“此身飘泊苦西东,右臂偏枯半耳聋”,忽然看见一栋民居上书“贾谊祠”,他信步而入,但见庭院深深,草木丰茂,柑树超迈如老叟,古井清冽似新泉。愁苦不堪的他欣然写下:“朝来新火起新烟,湖色春光净客船。绣羽衔花他自得,红颜骑竹我无缘。胡童结束还难有,楚女腰肢亦可怜。不见定王城旧处,长怀贾傅井依然。虚沾焦举为寒食,实藉严君卖卜钱。钟鼎山林各天性,浊醪粗饭任吾年。”杜甫便在这条街上住了下来,一年后,他在附近巧遇流浪到此的宫廷音乐家李龟年,写下脍炙人口的名篇《江南逢李龟年》:“正是江南好风景,落花时节又逢君。”不久,杜甫客死于湘江的一条船上。

1897年冬,清代诗人黄遵宪担任湖南按察使,力邀梁启超来长沙时务学堂做总教习。一天,黄遵宪领着梁启超参观贾谊故居,他写下一首诗:“寒林日薄井波平,人去犹闻太息声。楚庙欲呼天再问,断流空吊水无情。儒生首出通时务,年少群惊压老成。百世为君一洒泪,奇才何况并时生。”这一年,梁启超正好24岁,任《时务报》主编。诗中,黄遵宪将梁启超比作贾谊,希望他能在屈贾之乡汲取更多的精神元素,将维新事业向纵深推进……

寒林空见日,秋草独寻人,故居依旧在,新书几度吟。

历经沧桑的贾谊祠,而今安坐于长沙最为繁华富丽的商业区,如同喧闹中突如其来的一段安静。当你走进去,那安静就会像一件衣服穿在你身上。长怀井还是那么清冽,任何人从中,都可以看到他自己。

看到了,就不会再丢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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